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要符合本国实际，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的使命任务。

  继全国“两会”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关键词、“百年人精神谱系”关键词、“小常识与大道理”关键词等专栏后，2023年10月起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政治学会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关键词。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对其理论体系、战略安排、实践部署等进行知识总结和理论解读。

  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中的重要概念，后物质主义现象及其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发达国家，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理论分别对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属性、结构和特征等方面做系统阐释，揭示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在政治文化领域内的运行规律和表现形式。这两大概念及其理论所揭示的一些现象，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也频繁出现并有新的特点。

  从全球范围看，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中期，人类社会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这些革命性的变化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系统。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化时代以经济稳步的增长最大化为目标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富足的物质文明，提供了价值层面的基础和实践动力。同时，该价值观主导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人类社会也带来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人类欲望的过度膨胀和无节制地追求物质繁荣所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度和规模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工业时代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将由主导工业主义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及其内蕴的社会矛盾“最大化”了。

  二战后，以德国绿党为代表的新左翼群体及其运动思潮，就是上述矛盾在政治社会领域运动的产物。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等人敏锐地观察到这种现象背后的变化。他在1971年出版的《欧洲寂静的革命：论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了“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概念，用“后物质主义”的框架，来解释新社会群体的心理和行为，开创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文化转型理论。

  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都是工业化的产物。通常，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工业化时代尤其是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产物，后物质主义是后工业化时代或工业化时代末期阶段的产物。物质主义主要是强调事关温饱层面的生存、收入、社会地位以及政府维护个体安全和社会秩序等标准，后物质主义更强调归属感、尊重、知识、自我表现和生活品质等非物质化标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不断深入，特别是环保、身份政治、动物保护等非传统议题及其“新政治”和“新社会运动”的崛起，欧美世界更加关注后物质主义现象和相关理论的研究。发达国家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变迁主要是沿着两个维度展开的。第一个维度是世俗－理性维度，工业化带来了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Traditional to Secular-Rational Values）的转变；第二个维度是后现代社会的维度，后现代化带来了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Survival to Self-Expression）的转变。自我表现价值观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核心特征。

  从工业化时代以追求物质主义基础为导向的社会价值观，转向后工业化时代追求后物质主义的社会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以阶级身份和经济关切为核心的传统政治社会议题，让位于非经济关切的议题，例如环保、动物保护和认同政治；二是欧美世界“二战”后出生的年轻代际人口，在新兴议题上的偏好出现了与战前几代人显著的差异性。这就是英格尔哈特所描述的“欧洲寂静的革命”。这种“革命”从强调经济繁荣、物质安全，到强调自尊意识、自我表达、个体发展、生活品质、环保观念等，背后是一种现代责任意识的崛起，由此形成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相关的文化变迁和民主理论。

  后物质主义现象及其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是，战后发达工业社会长期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以及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国家的政治结构发生了社会阶级冲突走向没落的显著变化，这为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域内由关注阶级议题，转向社会议题提供了可能性。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优先价值观代际转变的发生，主要是随着新的政治议题被推向政治舞台中心而展开的，集中表现为，一般公众对新的后物质主义倾向占主导地位的左翼政党支持不断高涨，并成为新政治运动、新社会运动而展开。这是与发达工业社会让绝大部分人口摆脱了饥饿和经济不安全的匮乏状态高度相关的，正是持久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条件，因此导致社会民众价值观的变化。这种现象不仅在发达国家出现，而且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频繁出现了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并存现象，这是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和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分不开的。中国在40多年的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和社会多元分化中，经历了从重物质主义的价值追求，转向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并重的发展阶段。社会的价值观由统一模式转向多元扩散，社会价值观的重心也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实现价值观的转变，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也呈现出路径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

  随着中国社会中“90后”和“00后”群体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也代表着中国从物质主义时代向后物质主义时代的过渡。尤其是像“00后”等新世代群体的价值观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混和价值观”特征。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年轻世代的价值追求在生存和幸福价值、传统和现代两个维度上，并未表现出“此消彼长”的特点，而是持有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混合的特点。同时，他们的个体行为也呈现出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并存的特点。他们既倾向于认同国家层面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也高度认同政治参与、法治、科学等现代理性价值。更为典型的是，在社会层面的规范价值观和个体层面的幸福价值观方面，新世代群体既重视轻松生活和快乐主义的价值观，也重视环保生活和倡导生态主义。个体价值上虽表现出自由倾向的个体化特点，但也认同集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

  上述这些特点进一步表明，后物质主义理论主要是建立在经济安全、观念社会化和人口代际更替等理论和现实基础上的。英格尔哈特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及其理论的论证，主要是建立在“匮乏假设”“社会化假设”两大核心因素基础上的。其中，匮乏假设说明，繁荣促进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化假设则表明，基本价值观的转变是渐进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它的发生伴随着较年轻的群体在成年人口中替代较老年的群体。上述两种假设都是建立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基础上的，其核心观点是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求层次结构，是同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以及人均受教育水平直接相关的。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工业化和人均受教育程度的内在机理所呈现的外部表现出现了不同的分化。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青年群体中，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现象之间并非一种前后的“替代”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时空上的“并存”特征。

  后物质主义理论对社会文化价值观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和揭示，发达工业社会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不仅确实存在，且有逐步扩大趋势，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正如现代政治文化研究奠基人阿尔蒙德评价该理论时指出，它“是政治学科中少数几个能成功做出预测的实例之一”。同时，该理论也面临学界对其观点、方法和经验等方面的批评。

  一方面，世界经济和地缘格局的变迁引发了人类社会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变动，特别是超级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双重趋势的交互影响下，欧美世界乃至全世界的政治价值观都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后物质主义”理论，主要是对当时欧美社会的政治文化趋势的“结构化”变迁和转型现象进行阐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并非普适或一般性的价值观。形式上，物质主义现象及其价值观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后物质主义现象及其价值观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产品，即使在欧美社会从一种时代走向另一种时代并非一种截然分明的“分界线”，那么，在那些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现象并生和共存的发展中国家，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型”之间的分界线就更具有模糊性。

  另一方面，后物质主义现象及其理论是从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脉络中发展出来的，它是一个文化层面具有特殊内涵的本土化概念，它的兴起根植于西方二战以后的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及其理论遭遇了理论和现实中的双重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后物质主义理论最初的发轫地是欧美发达世界，主要是基于欧美社会的“地方性知识”总结出的理论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欧美中心主义视角和文化变迁的地方特色。二是该理论既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理论的重要组成，同时也丰富和拓展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理论，因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内蕴的了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史观和发展观，对于许多价值维度采用了事实和价值方面的二元对立的分类，例如，“物质－后物质”“保守－开明”等，并且对后物质主义社会的预期过于乐观，且对欧美社会近来遭遇的右翼崛起、保守主义和认同政治回潮等趋势缺乏解释力。三是该理论对于后发国家的关注度不够，后发国家因其不同现代化路径，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具有路径、模式和逻辑等方面的“非典型性”和“不确定性”。同时，该理论对于社会变迁大背景下的社会内群体差异关注不够，也忽略了不一样的层次上价值变迁的内在动力和过程的分析。